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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

elaphurus-davidianus

2015年底,研究蔗糖的西敏司逝世。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伴生着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性的讨论,进入到一个跨越政治地理边界的编码媒介语境。与茶叶、咖啡、可可的媒介形式类同但略有差异,我个人是将“稻”作为主要媒介符码,一种风格符码。后来的洞庭湖观察中,我发现,与稻关联紧密的“麋鹿”这个物种,对应着19世纪开始的中央皇权帝国的没落与西方世界的显影。这时,麋鹿这个物种的“进化”进程,联结起一项现代性的工程。

“麋鹿”是现代性的完满叙事,它的复现历程纯然一个关于民族国家、殖民主义和合于目的的现代性的过程媒介。而我蓝图中的“麋鹿大学”则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的知识人生产机构。

 

麋鹿与现代性叙事

麋鹿的“麋”的甲骨文书写在地方性叙事可以这样展开:鹿群在洞庭沼泽间成群地游动,四蹄践踏泥淖,水稻在踩熟的泥淖间生长出来。这种体型大小近于水牛的动物,与野生稻作的文化产生着某种关系。而“稻”的甲骨文书写中,耕犁、灌溉等人的痕迹和文明出现了。

麋鹿的英文名为Elaphurus davidianus,溯源这个英文名,我们可以揭开这一层现代性的叙事。麋鹿在猎杀中从自然界绝迹大概在元明时期,到19世纪时,仅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存留一群,大约200-300头。

 “1865年秋季,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无意中发现了南海子皇家猎苑中的麋鹿。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大卫以20两纹银为代价,买通猎苑守卒弄到了两只麋鹿,制作成标本。1866年,他将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被确认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属。由法国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确定拉丁种名,从此,麋鹿被称为“大卫鹿”(学名Elaphurus davidianus)。”

三则材料:
“1866年之后,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猎苑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
“1894年,北京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猎苑的围墙,许多麋鹿逃散出去,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1956年和1973年,北京动物园分别得到了一对和两对麋鹿,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一直未能复兴种群。1985年,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决定,伦敦5家动物园向中国无偿提供麋鹿。1985年8月,22头麋鹿被用飞机从英国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原皇家猎苑,奇兽重新回到了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1986年8月,39头麋鹿从英国经上海运抵江苏省大丰市,麋鹿重新回到它的野生祖先最后栖息的沿海滩涂。”

1998年,湖北石首县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的栅栏被长江洪水冲垮,一些麋鹿逃到了洞庭湖沼泽中,自然野化,重回了叙事所需的“地方性”的洞庭。

老掉牙的“西方发明了东方”的逻辑演绎了这个叙事。如同19世纪的鸦片贸易的身份一样,精神性的病毒的非法性,并不取决于鸦片对国民身体的催朽,而在于进口贸易及对应的白银外流所导入的政治动作。麋鹿的中国性灭绝,与数十年后的中国性“复现”,完全可以作为研读近现代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所是”的趣味材料。与西方的现代性所指向的关于发展和合于目的的现代文明的轨迹不同,麋鹿或者说“大卫鹿”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阅读,更多来自它被迫地从全球中心位置翻覆过来,从皇极视野翻覆坠地的过程。至于之后的太平天国和义和拳,以及民生的渣滓和惨绝,麋鹿在其中只是充当了一回饥民的食物而已。

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