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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按我的理解,基层是社会基础的层面、社会运作之基础的结构层面。在政治科层组织系统中指“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众的联系最直接。”
关于基层社会组织的问题,我们需作常见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的讨论。
好的组织形态衍生运化好的组织文化,自然会促生好的制度。当基层社会组织提升到在地制度自我主导的建设上来时,我们的制度化社会特别是民主机制才会是一种惯性话语。惯性话语自然会支配常识的生产。这个逻辑的推衍重在土地之上的意识的常识生产,见#现场的意识生产#,这比从上往下灌输或执行一种意识可能更“民主”、更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地理权力(包括身体地理)的充分自由的“放任”及其自我价值实践的欲求。如此,从上而下的“好制度”真不一定符合民主意志,也不一定满足得了差异的、迅速死亡的异见者的意志需求,无论这种“好制度”的常识普及行动是出于何种优美的道德感和社会良知。


(一)基础组织的问题
无论是改革改良还是要革命,我们都需要重点研究社会基础组织。
1,公共领域的精英们整体上不做多少实证
我们不是研究什么总体化的国民性问题,说实话,实证比这些大义凌然的道德旗帜要本分一些。譬如,你可以研究苗族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村寨,他们的习性和聚集、文化运作、社会生产、社群组织等可能与其他苗族村寨存在很大不同。然后,他们对于危机的响应机制的可能状况也是千百种的。如果有几个学者专心地做了一个少数族裔的几十个分支和部落文化习性,他们才基本谈得上对这个对象有个认识。
现在的精英话语动不动就国民性、中国、民族、国家等大套路,说具体点,你有过多少实证与田野作业的时间,这虽然不能作为判断这些话语局限的基础,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些问题的现实契合度的问题。很多话语放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行得通的,同样的话语你放在清朝和明朝也是一样受用的。所以这些话语错谬不会太大,但没有多少实质的现实。
2,公共领域的精英们被知识控制
历史的一百年或者更短,我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似乎都被写进了教科书的。譬如我们研究民国会道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黑社会组织与重庆打黑的关系,研究东洋的改革与北洋改革的关系,这些改革、运动、战争等等,大多是缺失本土自身组织的基础的。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最终是一个完全政治的框架来取代它的传统组织形式的。我们完全地将一个人的生存语境置于确定的轨道中,革命-生产-下班-分配-革命-⋯⋯-死亡。至于亲缘、族群、亚文化社会、种族、信徒等等,通通地以群众/党员的身份集团来固定。整体的社会组织处于悬空并被政治层级网络管制。到了现在,这一管制网络被政治责任的向经济分配权限的转变,并由此将群众/党员分类成分配、特殊分配、主导分配等经济权力分配的制度中。这时的社会组织虽然开始祛除政治特征,但经济权力分配制度似乎具备更现实的管制能力和行政实践。当然依然存在更多具体环境下不同表征了,这就需要做具体的实证研究。
我们继承的传统是管制下的层级政治网络的知识,不是社会组织。我们现在需要重新研究社会基础组织的方式,需要研究它在新时期的延异问题。如此才能对集群运动的思想动员和社会行动实践有所“贡献”。
简言之,社会基础组织的方法论是重点所在。

毛晨雨
2012年1月8日

(二)非均衡的支配型组织
社会组织及其契约内涵总是处于特权的非均衡支配中。
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平等和均衡平均权力之不可及,才有了乌托邦的幻想。
东晋时期我们的隐逸诗人幻想了桃花源的理想世界。它也是具体的世界,今天孤寂的乡村社会和废弃的城墟,何尝不是某个想象中的桃花源。没有赋税的乡村却在大规模地衰败,村落将被遗弃。化工生活使得重建的桃花源无法成为洁净田园。在化工桃花源里,社会组织是以企业管理还是取决于诗学重构,都是虚幻的,如同化工手册上介绍洗涤剂和食用油一样令人迷幻。
关于社会组织,有一个逻辑易于被理解:
1,社会组织处于权力非均衡支配的结构中,它的目标是确保权力运作的畅通。如此,社会发展处于特权实践的行动中,所谓之道德体系和血族体系,都一律地为特权所同构,只是其内部认同的制度有差异。而社会运作的结构是同化各制度层面的差异认识,最终形成一个特权管制的价值系统。如此,朝纲罗网、社会道德罗网、历史认同罗网等,都是一致的结构。这个协调一致的“和谐”暨“均衡”的组织行为,就是文化。我们的政治儒学中强调了仁者礼仪天下,智者享誉朝纲的天法众生的文化,天的特权制度确立之后,人的特权实践就是效法天道,父母天下人。
0,权力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惯性制度所滋生的特权价值观,既对无权者施虐,又是被虐者幻想的未来。社会认识是一个同构过程,特权既是被攻讦的对象,又是众生幻想的对象。这是一种有天的文化的认识惯习。而小农社会显然是认同天的绝对支配的,如此,天道菩萨作为主宰世界的上帝,它的文化所结构的那个人就自然合法地拥有非均衡的权力,这种由上及下的科层社会组织,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
-1,如果要打破天法众生的绝对权威,就应该在“天人合一,天兄人弟”的同袍结构中建设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显然得将众生等平天的神权结构,将人视作天来结构,将人视作一个绝对权力中心来结构——前提是这个绝对权力中心作用的范围是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彼此尊重的边界内。可能有人会认为存在仁智超群的个人英雄。其实这个个人英雄可以视作一种特权申领欲望,我们要反对英雄,我们的文化中才只有众生的“人”。
总结是,社会组织总体是特权的非均衡支配型组织。我们要打破这种特权在上的结构,需得有人等齐天的神性文化。这种文化需要建设,移植外来文化与依赖自生元素发展的路径,都是可以协商的。


毛晨雨
201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