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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电影农场地址:
湖南洞庭湖畔细毛家屋场

时节

我下午要去洞庭

细毛家屋场近一月来大兴土木,村落内部的管理已然失序,村民小组基本无法真正管治村民事务,族群种姓内部也无法谐调公共事务。在小经济利益面前,大家各自为政,而且信誓旦旦地认为这跟九常委的状况一个样。今年,在上海的两批人回乡了,一批是我的乡村建设性质的稻电影团队,另一批是我的毛姓旁系堂叔兄弟两家。我当然主张种姓内部协商解决族群问题,但这种协商机制在几户人家的村落无法发挥效应,原因还是因为同宗共族的毛姓内部对于发展的价值观的严重分歧。这种价值的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强调要平静地保护生态和原生事物为基础,要搞自然农耕,要发展族群内部协商机制;我那堂叔等认为要放工业企业进来,他自己要搞大型养猪场,他要将自己在上海的几年见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这堂叔就是我在“黄金时代”一文中介绍的那位)和新概念带回来,彻底推倒旧乡村发家致富,我的理解是“老子天下为大,除了老子上头再没有老子”。关于这个叫“细毛家屋场”的自然村落,现在的第五村民组,实际构成是杂乱的。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细毛家上头的两个自然村落被拆迁下来,任姓、刘姓两个村落合并进入当时陈姓、毛姓的两个村落并组建了第三生产队。1970年代,县域高山地区的铁山水库建设,第三生产队迁移接受了二大户刘姓,一般叫“铁山的”。在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时,第三生产队拆分为第四、第五村民组。由此,我们细毛家拥有毛姓、任姓、刘姓、“铁山的”刘姓等四个种姓。无论政制如何改革,毛姓集团一直认为是别人借住在我们村落中,因此村民事务基本是毛姓说了算。我们这边毛姓在十二世前是一个祖宗,后绵延发展,终绝了不少人户,到现在也就两大支延续下来。这两支又各自发展为两支,一支四户、一支五户,共九户。现有三户进城,二户常年在外打工,仅剩四户常住村落。

我曾指望家族内部的协商机制能发挥传统的效果,但在分散的价值观面前是没道理强求的。既然差异是我追寻的主导价值,我更没有必要强调某种强制手段在任何组织中的存在。由此,我只能接受这种局面,并且要自然地面对种姓内部协商及自我管治机制的溃败。种姓内部的失序,我认为部分应追究为宗祠的衰落和权力制度的衍变。换言之,传统的“封建”的宗族组织的破除,解放了人户与种姓间的必然归属感,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一种惯有价值体系,赋予人户“差异”的自由权力。这应可视作一种进步。从制度层面来讲,这种现象的普遍化是价值体系全面崩溃的表征。



当有大型机械挖掘土地之时,我的第一感觉居然是逃离。象今天上午,我的那位上海回来的堂叔所热衷的土木工程热火朝天时,我骑着我的75毫升老人摩托车离开了细毛家。我想到下游村落和古微水区域走走。
我在下游村落一块稻田边停下来,这稻田的农妇正在认真插秧。在化工技艺如此兴旺之际,愿意花这么多气力插秧的真是罕见了。于是询问农妇插秧之心得,农妇大吐怨言,但也无奈,“一亩田即使种双季稻的收入也不到500元,化肥农药成本越来越高,收割机今年肯定要90元一亩,人工还要花这么多,你算算,种田能赚多少钱?”我理解这种无奈。化工农业最大的优势是基本不再受命于天道菩萨,不用担心虫害,不用担心杂草,也不用担心产量,它是“安全”的保产农业。但也是高成本、低收益的“无奈”的农业。由此,我对袁隆平的“湖南省稻田年纯收入7.5元”的计算很感兴趣,也能感受到这种低收益的内涵。



我刚发动摩托车走几步,大棉迎面而来。我停车询问大棉忙什么。
大棉:我一个人很孤独,就不想做事,也就懒惰了,我想要镇里民政所的给我介绍个妹崽。
我:镇里答应给你介绍了么?
大棉:我刚从镇里民政所回来,他们实际是在骗我。他们要我今天去听回应的,原来是在敷衍我。他们要我到村主任那里将情况说清楚,我昨下午去说了,村主任说我太懒了,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可能养得活妹崽。
我:那你自己要努力嘛,你不能每天都出去逛,去到处蹭饭,你自己有田有地,你都种出来,每年收入不也都上万块钱。
大棉:我跟村主任的老母亲杨爹聊,杨爹要我去镇里的敬老院。
我:你自己能做能活,去敬老院的话,你的五保户的补助金和低保金都要取消,你去那里只有口饭吃。你才二十多岁,你应该自己种田地养自己。
大棉:我自己不想种田地,我晚上看打仗的电视剧,我就想我的姑姑和姨妈们,我去她们那边帮忙做事,她们都不给我钱,只给我饭吃,我就很生气,所以看电视剧时,我就将姑姑和姨妈们想像成蒋介石的人,将我爸爸妈妈想像成毛主席的人。⋯⋯我一个人不想做事,所以就懒了,要有个妹崽就好了。
大棉需要妹崽作为励志工具,他说他很孤独,如此就懒惰了。
大棉的母亲十年前急症死了,大棉的父亲前年血癌死了,大棉的弟弟细棉娶了老婆搬岳母家去了,家里只剩大棉一个人。大棉小时候得了癫痫,各种方法医治未好,由此他认为自己是个病人,而且认为自己永远是个病人,实际上他身体结实强壮。大棉害怕被人孤立,村落和家人不理睬他时,他就想出门走走,由此形成了一副游方四海的怪德行。他经常挎个包爬上火车跑广州、跑郑州、跑浙江、跑很多村里人没去过的地方,他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救助站,他说那里有饭吃有床睡。他白天外出走路逛街,晚上就到救助站去,直到救助站将他赶出来。有几次,救助站实在没法,只能给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电话,要村里通知家人去接回来。如此的再三“就犯”,大棉喜欢上外出游方的独特快乐,至少不孤独,救助站里都是些五湖四海的稀奇人士。
他说他喜欢出去的原因是他一个人很孤独,他孤独了就懒惰,他懒惰了就没饭吃,他没饭吃就要出去游方。大棉的逻辑很漂亮。
现在,他将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放在镇县市各级民政部门那里,民族部门的都怕他了,想着法敷衍他。就象这次的“妹崽事件”,也完全因玩笑而起。前些天,大棉去镇民政所要求补助些钱,说自己很孤独,想出门。民政所的某同志顺口说,你孤独是不是想妹崽了。大棉说可能是想了,有了妹崽我就不孤独了。民政同志说那你过一个星期来我给你介绍个妹崽,是我们机关某领导的姑娘。大棉相信了,于是等了一个星期去询问结果,民政同志说你下个星期再来吧,这个妹崽不在家。大棉又等了一个星期去询问民政同志,民政同志就推脱到村主任,由此就有了村主任要他勤快种田地,村主任的母亲杨爹要他去敬老院,我要他种田地,这个事情就在相遇的当口发展如此。大棉不快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很孤独地还在想着妹崽的事情。
我给大棉的背影拍照留念,发动摩托车去新墙河走走,发现河道里全是挖沙船、挖掘机,还有大型电鱼船只,我觉得更不舒服了,由此转头向平原上走去。



平原上有座综合小学,孩子们少了就合并到另一所小学去了,由此小学空废。现正进行着综合改造,据当地人士介绍,这所小学要在国庆前改造成“双规”基地,专门接收外县市的“双规”人士。
我回头看了看气势恢宏的门头,依然拍照留念,然后加大马力跑开。我在想,我这半天出来,除了大棉漂亮的逻辑和对妹崽孤独的当然是美好的想念外,我没遇着好事物。村落下来都是越来越盛烈的坏事物。我能期待多少好事物呢,我不能想像,只有将期待放到洞庭身上,我得期待美好的事物,我下午要去洞庭。



毛晨雨
2012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