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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

我们可以定义今天的农业社会状况为晚年小农经济状况,这个定义就稻电影农场周边的情况是有效的。
这个状况的现实是:农业从业人员大部分老龄化、农村收入主体基本依赖外出城镇务工的回流、农民务农积极性被高物价低粮价绑架。造成的局面是:老龄人勉力维系性地精耕小块土地,中壮年大面积粗放型地从事化学农业生产、并且成为接受政府少量补贴的主体人群,年青人几无务农的,40岁以下务农群体占比不超过1%,大部分村落甚至为0。
与此关联的情况是:作为务农主体的极少数中年人群,他们既是农业生产的精壮群体——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精英群体,又是乡村社会文化的精壮群体;他们既是村治的主体,又是政策优惠补贴的接受主体。如此,村治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这个数量占比5%左右的中年精壮群。他们掌握着乡村的权力,同时兼任着乡村农业生产和社会建设的主体,由此出现的村治问题,对应着的是这个年龄层级的群体文化性症。而这个年龄层级大体在1960~1970年代出生的,正当年、有力量、社会关系活跃、能搞定某些利害关系或者打得赢压得住某些“势力”。他们接受的乡村社会的文化是文革型混合金钱优先型的“王道”思维。所谓“强者为王”的时代在目前村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应地训诫出这种普遍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文化。

【观察一】语境因素:农地制度问题一说

稻电影团队成员敦促我多思多想市场这个大媒介,可我心性还是在自己想象的恢复文本写作能力的现场的经验发散。刚才看到一画家诗句:“山中不宜说时事,田边只合话桑麻。”相反,我的农耕生活则基本困顿于制度问题和文化传统问题,农耕已无清淡心,所事皆关涉政治。

(一)

我所说的政治,是一种在野的政治状态,这种状态是“被政治”的状态,凡受制权力支配的普通众生、愚民无力无为的待宰状况。
近几月的农耕现场体念比照,农夫再疲惫再病痛再不平再无保障也无观念促生其改变现状的任何想象。让人失望至极的是:中壮年农民要么进入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接受其上层的体制盘剥;要么老婆孩子热炕头,看完新闻看选秀,看完抗日看婆媳时装剧,凡事不关涉切身利益,不会参与公共议题更不会参与任何冒风险的社会事务。这是温情脉脉的体制文化所乐于营造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引发如下几个方面的关联:
1,关于“牺牲”精神的解构。1978分田到户前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小我服从集体的牺牲精神,现今被各种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化解了。这种政策有老兵补助、老支书补助、老教师补助、老畜医补助、老党员补助等等补助体制消解了,曾经的“牺牲”将被按照地方理解的精算法则一一地得以补助。由此,“牺牲”转变为有具体计量尺度的经济行为。这直接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使得那些牺牲处于被清算的否定道路上,直接地否定了牺牲的精神。当然,对于无道义的政体,用人民的钱再变向仁义凛然地补助人民,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很廉价的策略,实则愚蠢的自身解构策略。我之前博客上说过,经济学家们需要给基层政府制定一套因地制宜的精算术,测算这套补助体系对于维稳的贡献度,以及一个新系统下社会风险的边际成本设计。
2,“异端”的事务。我观察湖南岳阳东洞庭湖区域,农民关乎信仰的“投资”减少了。这个投资涉及到集资兴修当地土地庙的行为,以及个人愿意皈依某类宗教被贡献教资的行为。以土地价值为依托的土地庙的神性系统基本崩塌了,这多少反映了我国主流政策在社会成本研究领域的巨大胜利。同时,普通民众接触纯粹的教堂行为的成本很高,能被传播的是信仰的变异教义,譬如基督教“异端”的分支。与土地庙兴修之风极盛的1990年代时对应着的旺盛的“异端”信仰之风,现在的“异端”在各个村落也是凤毛麟角的,这加剧了此类有宗教信仰意图的“异端”教徒的社会孤立感,由此也限制了它的传播。总体而言,能有的那点封建的回归和“异端”向往都在急剧势微。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在信什么。答案是“钱”。这个结果很好地呼应了本党GDP发展王道观的“兴邦”思想。到底这个“兴邦”是否要让普罗大众机械地步入死亡是否相关呢?
3,此类社会文化现象直接地决定着组织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种组织有村民自愿参与的解构性的宗教组织,以及政府和社会机构主导的经济合作组织,(至于党的组织,目前在村治中可是一个门槛很高成本很高的利益共同体,我村入党一般需要花费数千元开销)。因为宗教精神在腐化的实用体制中难以传播,政府主导的经济合作组织基本被村治利益集团所支配,乡村社会中没有脱离党政权力体系的企业家精神,乡村经济无一而终难以逃脱政府主管人员政绩诉求。在此禁锢森严的体制之下,脱离政治无以谈经济,脱离政治无以谈组织。

(二)

具体到农地制度问题,李昌平的主要思路是“契合”,既农地制度整体地要契合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大势,达致小农经过合作化而组织而适应大的语境。上面我说了,这种合作化实际脱离不了党政管制的机构痕迹,它不是小农可以支配的意愿的路径。当然这年头维系小农身份已属不易,能“契合”党政农业政策的精神,变换姿态调整意愿就是生存法则吧。
至于带领河南农民卖猪肉的何慧丽的三农思想,则基本形同党政GDP发展观的思路。三农思想难以真正的发展,主因皆在大多能发话的学者都首先是政客。
我国三农学者基本不会涉及到三农的本质问题,暨农业政策和乡村社会的定位从来不是农民自己能说了算的,乡村发展是处于有定量指标的政策中的。而谈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因有组织就有权力问题,因有组织就有社会法问题,而直接嵌入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合作社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还是一个与党政体系契合的另一套权力体制呢?我相信这个可能性很高,至少大部分地区会变相成为政治特权的经济兑现行为。譬如我镇的葡萄园产业基地,基本上主管领导都有数十亩的规模,他们精通农业补助政策而接纳国家农业资金,他们拥有政府渠道优势而转变了行之有效的内销市场网络。
农地制度问题的核心是“绩效与公正”。
我国现代农业政策的主体思想是将农业转变为一个高绩效的现代产业部门。对应着的政策是如何为实现这一思想而降低各类社会成本。当然这个社会成本并没有采纳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我个人觉得目前的党政系统从未真正地将避免和降低社会风险作为其施政主体思想。大家都在击鼓传花,官员政绩和既得利益最大化面前,降低经济成本的绩效最大化是第一选择。至于公正公平公义,本来子虚乌有的,多是党政象征层面的包装,我们何必还要在此空谈呢。
如何让农民放弃土地呢,除了城镇化的武装暴力强拆之外,对应着的政治文化的操作方式还有:
1,降低农民对土地产出的依赖,这个方式基本被高农资价格和低粮价直接兑现了。
2,解构土地神性的支配话语,进而驱逐了身份的土地中心制,使得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是合适的时代称谓,让他们老实地交出土地并进城镇。这个在土地信仰崩塌机制中得以实现,问题是这些低保障的农民进了城镇难以释放多少“消费力”。
3,继续保持城乡福利的差距,将医疗卫生、教育等福利向城镇集中,农村学生就读费择校费等各类社会成本的增加,使得农民进城的计算成本降低。
4,诸如此类的社会同谋或契合等策略层出不穷。
0,一个象征的现实——建立象征性的社会福利机制,将原价4万元的收割机提价到5万元卖给农民同时给予1万元政府补贴。将原先20元可看好的感冒集中到现代医疗系统中,让农民花费2000元看病再由医疗福利系统报销90%的医药费(不包括另外很多费用)折算合1500元,等于花费了500元看病还要感恩这个福利系统。

(三)

本文开题“语境因素”,意味我们的农地制度是在特定权力体系下的某种强制行为。所谓的“自愿”都是象征。而各类专家们的慷慨陈词,多数变通了其政客的身份,少数学者保持着一些节气,但其策略多是忽略政治语境的“契合”方案,这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有策略的改良方案。但事关侵犯农民主体价值的农地制度问题,改良可视作另一种被精心伪装的图谋。

某些知识分子,要能不作为就善哉善哉!